【将相吏民】称己为贼的唐朝重臣李勣

狡兔三窟

隋朝令王世充讨伐李密，李勣多次出面迎战，并以奇计在洛水两岸几次大败王世充，李密因此封他为东海郡公。当时河南、山东大水，饥民遍地，隋朝赈给不周，每天饿死数万人。李勣向李密进言：“天下大乱，本是为饥。如果我们攻陷黎阳国仓，大事可成矣。”李密言听计从，当即便派李勣带五千人渡黄河掩袭黎阳仓的隋朝守军，当日攻克，并开仓招民众随便领粮，十天之间，就招募到兵士二十多万人。一年多后，宇文化及在江都弑隋炀帝，越王杨侗接班即位于东京洛阳，并赦免李密诸人，封李密为魏国公，拜太尉。隋廷又授李勣为右武侯大将军，命他们一同讨伐宇文化及。这真是造反有理，造反有利。刚刚还是反隋的英雄，一转身又成了隋朝的大将，毫无节操可言。这样的事，李勣以后常做。李勣守黎阳仓城，宇文化及率军四面攻城，形势危急，李勣从城中向外挖地道，忽然现身城外，大败宇文化及，解围而去。狡兔三窟，这是李勣作为隋朝官员的首秀。一出场，狡贼的本性便表露得淋漓尽致。

盗亦有道

公元619年，李密被王世充打败，经过反复的权衡，李密收拢余兵归顺了唐朝。李密原来管辖的地盘东到大海，南到长江，西到汝州，北到魏郡，都被李勣占据。李勣对长史郭孝恪说：“魏公已经归附大唐，原来这里的人民土地，是属魏公所有，我如果上表献出它们，就是借主人的失败而得利，自己为自己邀功，用来求取富贵，我认为这是耻辱的。现在应当详细地记录州县的名称数量和军民户口，全部报告魏公，让魏公自己献给朝廷，这样就是魏公的功劳了。”

很快，他便派使者报告了李密。随后，又顺便让使者去了趟朝廷。李渊听说李勣没有奏表，只有信给李密，非常奇怪。经询问使者，李渊得知了李勣的想法和本意。报告李密为假，示意朝廷是真。李渊非常高兴地说：“徐世勣感怀主人的恩德，推辞功劳，不失为一个纯厚的臣子。”当即下诏封李勣为黎阳总管、上柱国、莱国公。不久，又加授为右武侯大将军，改封曹国公，赐姓李氏，赐良田五十顷，上等宅第一所。封他的父亲徐盖为济阴王，舒国公，授散骑常侍、陵州刺史。并命令李勣统领河南、山东的军队抵抗王世充。

事隔不久，李密反叛朝廷被杀，李渊因李勣过去曾经侍奉过李密，所以特意派遣使者，告诉了李勣有关李密反叛朝廷的情况。其实李渊用心良苦，无非是想先试探一下李勣的态度、立场而已。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，对一般人而言，无非有两种应对。其一，涌泉相报。如果李勣真是个爷们，真够意思，就应揭竿而起，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起兵为李密报仇雪恨。其二，顺水推舟，马上表态，亮明立场，与李密划清阶级界限。可是李勣并没有这样做，而是充分地展现了他那狡猾的一面，借机大大地炒作了一番。当即，他便上表请求收葬李密。看到李勣的这个表现后，李渊的一颗心放进了肚里，并很快下诏许可了他的请求。于是，李勣披麻戴孝，和李密原来的僚属将士一起把李密安葬在黎山的南面，并起坟高五丈，丧期过了才迟迟离去，朝廷民间都认为李勣够朋友，真哥们，有义气。这事做得可谓是创意多多，滴水不漏，不仅两不得罪，而且还借此为自己赚得了更大、更多的声誉和资本。

反复无常

不久，另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窦建德在魏县捉住了宇文化及，又进军攻打李勣，因力竭，李勣投降了窦建德。建德逮捕了他的父亲，放在军中当作人质，仍让李勣镇守黎阳。这个事李勣做得颇有些不上讲究。如果李勣是个节义之士，就应该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既然我已投身到了李家王朝，且李家待我不薄，那么我就应从一而终，坚贞不屈，誓死不降。可是李勣并不这么看。在他看来，什么道义、气节，什么朝廷、皇帝，与我的身家性命比起来，皆为粪土。只要你让我活着，其他的一切皆可置之脑后，哪怕是自己的亲人——父亲。公元620年，李勣全然不顾自己以前对窦建德的承诺，更是不管父亲的死活，只身一人逃回了京师长安，又投了李渊。

江湖义气

由于当时是李氏王朝的初创时期，再加是时也正是用人之际，李氏父子没有计较李勣的变节之举，仍对李勣十分地信任和看重。从公元621年起，李勣跟从李世民在东都讨伐王世充，屡次交战都获大胜。平定王世充后，李勣的结拜兄弟，一直跟随王世充的单雄信被俘，依例应判处死刑。李勣一直与单雄信十分的友善，曾起誓要同生死。见单雄信被判处死刑，李勣当即上表给李世民，极力称赞单雄信武艺绝伦，表示如果能收留，他一定会感恩戴德，为国家效命，并请求用自己的官爵赎单雄信的死罪，可是李世民却不为所动。李勣又多次为单雄信求情，可李世民始终不答应。据史书上记载，每次李勣都涕泣而退。临到就要受刑的时候，李勣对着单雄信号啕痛哭，并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单雄信吃，说：“生死永别，这肉和你一起入土吧。”单雄信死后，他又收养了单雄信的儿子。

君臣双簧

公元643年，也即贞观十七年，李治做了皇太子，李世民又改封李勣当太子詹事兼左卫率，加位特进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在加官晋爵的同时，李世民对他说：“我的儿子刚当上太子，卿原来是他的长史，如今我把宫中的事情委托给卿，所以有这样的任命。虽然委屈了卿的阶位、资历，但你可千万不要见怪啊。”

又一次，李世民在闲暇之时设宴，他望着身旁的李勣说：“我准备把年幼的太子托付给大臣，想来想去没有比卿更适合的人。你过去不遗弃李密，现在难道会有负于朕吗？”见李世民对自己如此的信任，李勣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一边拭泪，一边致辞效忠，并咬破了手指，流出很多血来。流点泪，尚可理解，咬指见血，则有些过分。正是酒不醉人人自醉。当宴会进行不到一半时，李勣就沉醉不醒。见此，李世民毫不犹豫，当场就脱下自己的御服亲自盖在李勣的身上。

事隔不久，又一次，李勣得了急病，皇宫里的御医说，人的胡须烧成灰可以治此病。李世民不知怎么知道了，马上剪下自己的胡须，第一时间送给了李勣。李勣自然是感激不尽，并叩头见血（又一次见血）。他一边叩头，一边涕泪横流，诚恳地感谢着李世民。事后李勣进宫致谢，李世民语重心长地对李勣说：“我是为国家考虑，不必麻烦你深切地感谢。”

公元649年，李世民卧病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可是李世民至死仍时刻挂念着大唐的江山社稷。他对儿子李治说：“你对李勣没有什么恩惠，我现在准备贬他为外官。我死后，你应当授给他仆射的官职，这样他蒙受了你的恩惠，就必定为你尽死力。”很快，李世民就贬李勣出任叠州都督。李治即位后，当月，就兑现其父李世民的叮嘱，召李勣入朝，并拜其为洛州刺史，接着又加封其为开府仪同三司，命他任同中书门下，参与执掌机要事务。不久，又册拜为尚书左仆射。双方可谓是配合默契，屡屡上演感情戏和苦肉计。表面看双方情深意切，其实则是相互猜忌，相互利用。在封建社会，由于其自身的痼疾，君不可能如孟子所言，视臣为手足，当然，臣也不可能视君如腹心。

唐朝国贼

公元655年，李治欲废王皇后，立昭仪武氏为皇后。但朝中大臣大多反对。一次，李治召长孙无忌、李勣、于志宁、褚遂良等入内殿，准备与之商议立武昭仪为后之事。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入宫后，据理力争，结果惹得李治十分不满，而李勣却称疾不入，溜之大吉。后李治又单独征询李勣的意见：“朕打算立武昭仪为皇后，褚遂良固执己见，以为不可。褚遂良是顾命大臣，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呢？”李勣毫不犹豫，当即回答：“这是陛下的家事，何必更问外人!”看来李勣对此早有考虑。见李勣这样的表态，李治心中有了底，并坚定了废王立武的决心。过后不久，李治果然废王立武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当时的李勣也能像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那样坚持原则，面折廷争，那么也就可能没有所谓的武皇后，当然，也不会有武周一朝了。如此一来，唐朝的历史或可会重新改写。换言之，正是由于李勣的一句话，而使得唐朝被武氏颠覆了十几年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李勣无疑是大唐的罪人、国贼。可李勣却管不了那么多，只要我的利益不损，我的利益能得到最大化，管你姓唐，还是姓周。果然，此后李勣得到了李治和武皇后的充分信任。

此后的又一次，唐高宗李治说到了隋炀帝，并有感而发地对身边的侍臣说：“炀帝拒谏而亡，我常以为戒，虚心求谏，而竟无谏者，何也？”李勣当即回答说：“陛下所为尽善，群臣无得而谏。”这个马屁拍得不仅恰得好处，而且十分的高级，李治怎能不对李勣高看一眼，尊宠有加。李治真的尽善尽美，无得而谏吗？显然不是。昨天不是还对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废王立武这件事情上充耳不闻、心怀不满吗？怎么今天就成了无得而谏呢？明显是睁眼说瞎话。

模棱两可

公元655年冬，李治至濮阳，窦德玄骑从。李治问：“濮阳谓之帝丘，何也？”德玄不能对。许敬宗自后跃马而前曰：“昔颛顼居此，故谓之帝丘。”李治称善。敬宗退，十分得意地对人说：“大臣不可以无学。我见德玄不能对，我在心里为他感到羞耻。”德玄听说后，十分不服地说道：“人各有能，各有不能，我不勉强回答自己所不知道的，此我所能也。”还真如孔子所言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李勣听完后，两边皆不得罪地说道：“敬宗多闻，信美矣；德玄之言亦善也。”做人做到这个地步，令人不得不佩服。皇帝不得罪，连同事、下属都不轻易得罪，皆事事讨好、处处栽花，也真难为了李勣。只是正义、原则、操守呢？窦德玄作为一名朝廷大臣，作为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宰相，连“帝丘”这么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都回答不了，还振振有词，强词夺理，拿着不事当理说，可谓是恬不知耻。而许敬宗则明显有卖弄、取宠、落井下石或以邻为壑之嫌。真不知许敬宗美在哪里？而窦德玄又善在何处？

天使魔鬼

公元666年，李勣受命征伐高丽。他有一个女婿叫杜怀恭，生性诙谐，李勣很喜欢他，想把他也带上，顺便借机让其沾点光，立个功，受个勋。可是令李勣没想到的是，杜怀恭并不领情，一口回绝。李勣十分吃惊，不解地问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杜怀恭说：“我太穷了，无钱置办行装，怕给您老丢人。”李勣听此，当即让人送给了他一笔钱财。可是杜怀恭仍不答应，还是不想去。李勣又问：“这又是为何？”杜怀恭又说：“我一没有马，二没有奴仆，让我如何行军！”李勣又马上送给了他一匹良马和一名奴仆。可是令李勣没想到的是，再无借口的杜怀恭竟跑路了，一个人躲进了岐阳山里，打死都不和李勣照面。有人遇到杜怀恭，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？”杜怀恭擦着冷汗说：“立功当然是好事，但我家那位老泰山，什么秉性、脾气我是知道的，我怕他哪次心情不爽，而将我当作给全军立法的牺牲品啊！”李勣听说后，苦笑着说道：“这小子一向放浪形骸，真到了军中，备不住还真有这种可能哩。”此后，李勣再也没有相逼。如果说李勣的表现，对外人还存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骗性，那么对自己的身边人和家人、对杜怀恭则毫无秘密可言。正是因为杜怀恭看透了自己老泰山“狼子贼心”的本性，所以，才一而再，再而三地拒绝了李勣的美意。

当然，说李勣为贼，也不是说他一点好事没做，或乏善可陈。老实说，李勣也做过不少的好事或人事。如在对待下属、兄弟姊妹和家人等方面，他也做过一些善事、善举，尤其是在晚年之际。但总体而言，终其一生，贼性是其本质和主流。

【作者供职于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委党校】

责任编辑/谢建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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